(网经社讯)三十年前，我开始研究服务经济，那时国内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领域。记得有一次做报告，讲到“服务贸易”这个概念，台下听众一脸茫然：“服务也能贸易？怎么贸易？”那时候，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服务就是理发、下馆子、修自行车”的阶段，总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产业。

如今回头看，恍如隔世。

今天中国经济中，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7.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一半的就业人口。但放在全球比较，这个数字仍不算高——美国超过百分之八十，欧盟接近百分之七十，就连全球平均水平也接近百分之六十五。更关键的是，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而香港恰恰相反——它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百分之九十三，服务贸易常年保持顺差。这一对比，让我对香港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今年四月我有幸在北京参加全国服务业大会，坐在会场里听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服务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话落到我这样研究了大半辈子“服务经济”的人心上，既感欣慰，更觉使命在肩。如果说北京的大会是春雷报信，那么我想，香港就是最好的实证之一。

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

今年三月，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出炉，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综合评分765分，与第二名的伦敦仅差1分，与榜首纽约也不过2分之差。而在我写这篇札记的此刻，消息传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汇丰全球投资峰会上表示，有信心香港在10到15年后跃升至全球第二大国际金融中心。

这不是虚言。细看这份报告的细分数据，“银行业”和“融资”两项，香港已跃居全球首位，“保险业”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投资管理”攀升至全球第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国际资本用脚投票的结果。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今天，香港正成为全球资金更为重视的“安全港”。

汇丰集团主席利伯特在峰会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预期“香港有望于年底前超越瑞士，成为全球领先的跨境投资枢纽”。从瑞士到香港，这个接力棒背后，是全球经济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的关键转型，而在数智化驱动下，服务业正在实现指数级增长。

相比之下，内地金融中心虽然发展迅速——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排名第八，北京第十五，深圳第十六——但在国际规则话语权、跨境资本自由流动、法律体系的可预期性等方面，与香港仍有明显差距。这并非能力问题，而是制度安排的不同。香港的“一国两制”恰恰给了它独特的制度优势。

二、出海的门户

从维多利亚港的金融灯火，到九龙湾的写字楼，香港的专业服务——法律、会计、咨询、设计——正在编织一张覆盖全球的网络。

就在我动笔的前两天，4月14日，香港贸发局启动了一项名为“出海全球通”的新服务。他们动用了遍布全球51个办事处的资源，汇聚八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据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做的调查，超过八成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

这个数据让我想起一个观察：三十年前，企业“出海”靠的是产品出口，一条货轮拉出去，就是贸易了。今天呢？一家内地制造业企业在越南设厂、在印尼拓展市场、在欧洲做合规——税务筹划需要香港会计师，跨境合同需要香港律师，跨国争议需要香港仲裁员。这些“看不见”的服务，恰恰是全球化竞争的胜负手。

来看几个数字：香港的专业服务输出（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等）每年超过500亿港元，其中约六成服务于内地企业的跨境业务。而内地自身的专业服务出口，虽然规模不小，但在国际仲裁、跨境税务、境外上市等领域，市场份额远低于香港。香港律师会的数据显示，香港有超过1.4万名执业律师和1,200多家律师事务所，其中近半数处理跨境业务。这种密度和质量，在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复制。

香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拥有中国优势与世界优势。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的学者所言，香港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超级增值连接器”，已与14个相关国家签署自贸协定，与二十多个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2024年，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达到2761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8倍。而内地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中，有超过六成是通过香港平台完成的。

三、细微处的功力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案例。去年下半年，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完成了一个颇具创新意义的项目——首个境外贷款通证化。他们以旗下子公司1亿港币的境外授信额度为底层资产，运用区块链技术将贷款信息实现通证化，从而让关键财务与营运数据即时上链、安全流通。金杜律师事务所香港分所为这个项目提供了从架构设计到法律文件起草的全方位法律服务。

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件事的意义。传统金融服务，贷后管理靠的是人工核查和纸质报告，效率低、信任成本高。而通过区块链通证化，数据变得可信任、可追溯、可实时共享。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服务逻辑的根本改变——服务的场景从“银行柜台”扩展到了“数字账本”，生态从单一的金融机构变成了多方可信协作的网络。

这正应了我提出的那个道理：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场景覆盖产品，生态支撑产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正在用自己的法律体系、人才储备和监管框架，为全球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升级提供“试验场”和“连接器”。从跨境通证化到绿色债券发行，从数字资产创新到ESG标准输出，香港的专业服务正在扮演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

放眼全球，类似的创新试验并非没有——新加坡也在推进资产通证化，伦敦有数字证券沙盒，纽约有加密合规框架——但香港的优势在于，它的创新可以直接对接内地庞大的实体经济需求。2025年，通过香港发行的绿色债券总额达到320亿美元，占亚洲市场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量资金投向内地的可再生能源和低碳项目。这种“香港平台+内地场景”的模式，是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不具备的。

四、连接的价值

说来说去，还是要回到那个核心问题：香港的价值在哪里？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香港是唯一的、同时拥有中国优势与世界优势的国际城市。它是“超级联系人”，更是“超级增值人”。这两个“超级”的区别在哪里？“联系人”只是牵线搭桥，而“增值人”是在连接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价值。

再看一组宏观数字：香港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包括金融服务、运输服务、旅游服务、专业服务等）每年超过8000亿港元，约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点五——以一座城市而言，这个份额相当惊人。而内地的服务贸易出口虽然总量更大，但占GDP的比重仅为百分之二点三，远低于香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这组对比告诉我们，香港经济本质上是由服务贸易驱动的，它的全球连接度远超一般经济体。

香港的金融服务，让内地的资本可以配置到全球；香港的专业服务，让内地的企业可以合规地走向世界；香港的法律体系，让跨国争议有公平解决的平台；香港的国际网络，让“一带一路”的项目有了可靠的投融资渠道。2025年，香港处理的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总量的七成以上。这个数字背后，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不可替代性。

这些价值，不是靠喊口号实现的，而是靠几十年来积累的制度优势、人才储备和专业能力——普通法体系的稳定和可预期、国际通行规则的熟悉和运用、中英双语的沟通能力、廉洁高效的治理环境——这些看不见的“软实力”，恰恰是服务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放眼全球，像香港这样的城市并不多。新加坡可以，但缺少“背靠祖国”的纵深，2024年其服务贸易总额约为香港的七成；伦敦可以，但距离亚洲市场太远，脱欧后其在亚洲的金融份额持续下降；纽约可以，但制度和时区都有屏障，且缺乏与内地经济的深度嵌套。香港的优势在于，它站在中国与世界交汇的十字路口，左手是14亿人的内需市场，右手是全球化的规则和网络。

五、一点思考

写到这里，窗外已经是深夜。我常说，写札记这东西，看着随意，实则门槛不低。既要有理论的底子，也要有落笔的文采。这篇写香港的随笔，不算严谨的学术文章，更像是我一路走一路看的笔记。

但有一个感受是真实而强烈的：服务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过去我们说服务，想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理发师和顾客面对面，厨师等客人点完菜才下锅。那是“同时同地”的传统服务。今天的服务，尤其是香港所代表的国际专业服务，早已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一笔跨境融资，可以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下、经由伦敦的律师、用新加坡的资本、投向东盟的项目——服务的空间被无限放大，服务的价值链条被无限延伸。

这或许就是香港在全球化服务网络中的位置——一个枢纽，一个节点，一个让全球资本、人才、信息和规则交汇碰撞的“数字+服务”高地。正如陈茂波所言，“若要投资未来，就该投资香港”。

也许十年之后再回头看，我们才会真正理解此刻的香港正处在怎样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正身处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的叠加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香港的故事，才刚刚翻开新的篇章。